TR EMERITUS

Beyond the forests of tall buildings that dominate Singapore's skyline, a visitor can feel -- if not necessarily see -- the presence of China. A tiny city-state of nearly 5 million people (more than 70 percent ethnic Chinese) occupying a 263-square-mile island on the tip of the Malay peninsula, Singapore lives in a neighborhood... 

礼拜天翻开报纸，就看到吴新慧写道：“因为去年是国家经济丰收年，从企业到坊间，从经济生产到文化领域，自然对财长的宣布非常期待，尤其是大家看准今年是大选年的预算案。”这种论调从去年年底就一直充斥到现在，仿佛政府给红包是一种norm（常态），全世界都是照这样的逻辑过活的。我倒是觉得这是主流媒体带领全体人民“笨下去”的毒招。 让我们回到执政者和选民的基本关系，根据《契约论》，国会议员或者代议士是由人民选出来进去国会的。人民割舍自己的一部分权利让一些贤达进入国家殿堂去代表他们，做得好是应该的，回报的方式就是四年后再把他们选入国会。做得不好的就把他请下台，或者如埃及穆巴拉克的遭遇那样被“拉”下台。 以年轻人的观点来看，执政者和选民就好比超级巨星跟粉丝的关系；红不一定有道理（如奥巴马），不红一定有有道理（像许多极权独裁者）。他们之所以有如此尊贵的地位，全靠粉丝捧出来的，粉丝才是他们的衣食父母，懂得珍惜羽毛的红星都要学习谦卑。因为政权都是和平交接的，而不必像乱世那样，要把他捧为人民大救星或者救世主。所以在推行民主的社会里，不会有人把执政者当作阿公、爷爷、亲爸，甚至在这些人去世后为他披麻戴孝，延绵几十公里举行路祭。因为民主社会的代议士是在“为人民服务”，也得到足够的报偿，不需要特别感恩戴德。 特别是在新加坡这个地方，政府内阁和超级公务员的薪水以百万计，高居世界政要排行榜榜首，即使样样拿第一，也要问过人民到底还有什么不高兴的？可是看看这些人的薪水起落，有着十分精密的方程式：和什么人挂钩、和多少人挂钩、计算出来的中位数或者平均数又要指定在三分之二的比例之处。花红的颁予也是有个严格的标准，除了个人的KPI，还要跟贸工部的经济预测是否达标有关，所以一整年贸工部都在调整预测，不外就是为了让花红最有可能达标，然后大家齐齐坐吃果果。 可是每年的预算案，惟独执政者要给人民多少“好处”却没个准，全凭他们的心意！民间只能用“盼”这个字来形容。连总理公署部长林文兴都有“希望预算案发出更高额托儿津贴”的呼吁，新加坡人民真的是有够“贱”，就是希望今年捎来多几支拐杖傍身，像个乞儿多过像国家的主人。 早报财经记者许丽卿的《超级好年的超大红包》，更把“红包”形容为具备“加强社会凝聚力和促进社会公平与正义”的功能。难道解决通货膨胀、贫富差距、社会公义和凝聚力不是现政府的最大责任吗？怎么全部都可以量化成乐龄花红、经济增长花红、租金回扣、交通费回扣、水电费回扣、低薪补贴，甚至建议推出“现金红包计划”让人民随时可以动用这种小恩小惠的做法呢？不解决社会越积越深的根本难题，每年你拿个一百几十元，幸福感... 

PM Lee Hsien Loong and Finance Minister Tharman Shanmugaratnam had earlier promised budget goodies to mitigate impact on inflation, especially on low-income families, so why did Teo Chee Hean have to temper their generosity by saying things like "We need to keep our expectations realistic"? Is he telling us in advance the tw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