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媒体指出：
‘新加坡是个强调法治，对法治的维护不遗余力…客工的违法，尤其是破坏劳资和谐环境的个人或是群体行动都要面对严厉的后果。’
诚然，违法必须面对严厉的后果，不过，在这一回的中国籍巴士车长非法罢工事件中，有关是谁违法的这一个问题，是有相当的商榷空间；是罢工工人违反？还是严禁工人采取工业行动的法规本身违法？
也就是说，被违反的法规本身是不是合法，是一个有必要先行追究的关键性问题。
固然，由国会经过规定程序制定的法规是合法的法律，但是，这一些被国会通过的法规本身，还是要符合一些其他社会因素的考量。在西方文明社会，政府的立法可以被人们以不符合国家宪法精神，或者，违背基本人权的理由推翻。
从这一个层面来看，一个善于冠恶行以美名，用堂皇名堂包装表里不一政策，的人民行动党政府，是不是利用了瞒天过海的伎俩，把依法执法的法，变质为一个有力的以法凌人的政治工具？
从根本而言，英国人的法治社会要考虑两个基本概念：其一，法律符合自然公平原则，即法规不具有偏袒性，其二，有一个公平的审讯司法程序，即执法不具有歧视意识。
这意味着，依法执法的具体实现，取决于法律内容的本身，不偏袒社会交易的任何一方，以及，审讯司法的法官，不具有预设的政治立场。明显的，在本质上，一个缺乏公正的法律，其本身就违反了立法要公正的根本法律精神。
简单的说，违反了依法执法的公正精神，就是以法凌人。这是说，使用不符合自然公平原则的法律条文，或者，使用不公平的审讯司法程序，又或者，两者皆是。
因此，以法凌人是说，政府假借法律的规范，去侵犯社会交易一方的权利，来达到维护另一方之不公平利益的目的。
厘清了这一种概念上的衡量尺度，可以回头看看新加坡在这种度量下，是一种什么样的法治光景？
首先，一位美国劳工经济学者认为，新加坡的劳资政三方关系是，政府和资本家是一个政经联盟，共同通过职工会对工人阶级进行严厉控制，以便满足资方对劳动力的需求。在这一个关系架构上，职工会是一个弱势者，任由政资联盟的驱使。
新加坡职工总会是由执政党领导，是为当权者的政治与经济利益服务，这一种情况可以从工人阶级任人鱼肉的现实中，一览无遗，不具有什么争议性。
1966年国会通过职工会修正法令，规定罢工和任何其他形式的工业行动都是非法活动，除非满足预设条件；部长有权力，干预和终止工业行动。这是说，只有在政府明文许可的情况下，工人才能进行合法的罢工，这无异于与虎谋皮，是一件不可能实现的事。
这解释了为何新加坡近30年来，从来没有发生过工人罢工的事件，因为在法规约束下，这是一件无法，更是不可能进行的工业行动。由此来看，职总的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