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 EMERITUS

自开埠以来，新科技不断改变新加坡经济与社会的发展方向，比如，19世纪的电话与电报巩固了新加坡商业环境在局域经济上的优越性，汽轮海运奠定了 新加坡在马六甲航道的战略性地位。20世纪的航空与电脑科技的普及化，又进一步提高了新加坡在国际经济分工上的重要政治经济角色。 21世纪的网络虚拟世界亦加强了新加坡原有的地理，商业和科技上的种种优势。不过，不同的是，这一回的新科技却在本质上，彻底的改变了新加坡的政治风景线。简言之，新科技启动了新加坡民主政治的新发展方向。 1959年，由西方资本世界扶持上台的李光耀，相当完整的保留了殖民政府的绝对权力思维：总督的政治权力是至高无上的。从政府和人民的关系架构来看，一党专政也确保李光耀的政治权力至高无上。 然而，网络世界的普及，让新媒体挑战了传统政治势力架构，尤其是塑造社会舆论的专利权。 新媒体让新生代突破了人民行动党政府，在新闻与信息上的长期垄断。传统新闻出版业执照与相关法律等等的行政管制，对跨国界新媒体的约束能力有限。这一个自由言论空间，挑战了人民行动党原有的专利，人民可以开始随意决定谈什么，怎么谈。新平台粉碎了李光耀一言堂的政治格局。 随着当权者垄断资讯权力的削减，社会上的原有政治强弱势力架构亦随之改变。那些向来被政府与主流媒体压抑，或者扭曲的社会现象，于是通过新讯息渠道而赤裸裸的呈现出来，让不满情绪汇集成河，形成一股反对现有政策的社会舆论力量。 另外，来自新媒体的另类言论，不同信息和多元资料，有效的挑战了政府和官方媒体的公信力。 社会大众可以方便与低成本的使用这些未经政府审核的新资料，去考核人民行动党的言行。于是乎，好些新加坡的老旧政治神话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进而厌恶，以致最终的破灭。 比如，从网络新闻中，人民可以清楚的见识到，一些执政党议员对待弱势求助者的尖酸刻薄语言和缺乏同情心的冷漠无礼行为。这种主流媒体听而不闻，视而不见，见而不言的真实社会新闻，冲击了人民行动党的所谓用人唯贤的贤人形象。 同样的，在利用集选区提高了选举门槛，却又把缺乏民主竞争的责任推卸给反对党的做贼喊捉贼的低劣手段，在在负面的影响了当权者的诚信形象。另外，一方面高调拿钱，一方面却又自命清高的自欺欺人，也凸显了高薪养廉的虚伪本质。 还有，腰缠万贯的内阁部长，沾沾自喜的炫耀只需花费区区8元就可以进行一个复杂的心脏手术，而另一个贫困的心脏病患者却只因为有一个住在公寓的儿子，便必须支付没有补贴的昂贵医药费；这种反常现象更是颠覆了公正社会的形象。 在新媒体的揭发下，这种种货不对版的虚假，使得没有PAP就没有新加坡的这一类神话彻底破产；换言之，当权者多年来惯用的狼来了伎俩，就再也吓唬不了新加坡人民去乖乖就范。 在这一个政治演化的过程中，人民对种种社会现象的重新认识和深入了解，是驱动人民寻求新社会秩序的根本原因；这并非新媒体的本身改变了政治格局，换言之，新媒体只是一个必需而非足够的变革条件。 换个角度来说，新媒体仅仅是一种新科技环境下的新载体，方便了资讯的流通和普及。新媒体的角色是提供了一个低成本的自由交流平台，让党外和非主流观点汇集并且发酵，进而滋长为足以对抗官方言论和主流观点的民间舆论。 显然的，由新媒体催生的新思维是社会变革的根本元素和动力。新思维挑战了旧思维的结果就是社会变革的开始：李显龙为政府过失向人民道歉，并且答应检讨政府政策。 分不清新媒体和新思维之间的微妙关系会让人笑话，比如，一些政客设立了面子书，广而告之邀请选民去like，这种天真作为于事无补，因为吸引人民的是反主流思想的新思维，不是新媒体的本身。因此，要得到新生代选民的like，是必须抛弃执政党的旧思想模式。 以此类推，传统媒体的数据化，或者尝试容纳非主流意见的做法，也一样是无济于事，除非传统媒体完全摆脱李光耀政治思维的规范与约束。 在这一回的社会变革过程中，李显龙面对了进退两难的困境，因为不完全抛弃李光耀政治思维，新政府的新政策就不会有真正的实质性改变。但是，回顾历史，李光耀却是一个无需退休的国家总督：持续拥有新加坡政治的绝对话语权。 如果说，新思维只能够在没有李光耀影响的的政治环境里滋生与成长。那么，新加坡去李光耀化是不是势在必行？ 如果再问，新加坡社会改革会成功吗？这就得看新政府是否有着彻底执行新加坡去李光耀化的政治决心。 . 作者：新加坡文献馆  Read More →

波东巴西单选区在5月大选被行动党收回后，凸显的问题是行动党的亲民态度；也展现了行动党事事要摆出一副专业服务的态度 - 专业到为民服务都可以假手他人，让一间公司来为民服务。 这里不谈原波东巴西市镇会的16位员工的问题，因为，“胜者为王，败者为寇”，行动党要怎样处理员工，是行动党的事。但是，从他们处理市镇的管理来看，确是道道地地的行动党作风，折射出严重的为民服务问题。 口说亲民，单独管理，为何要外包公司负责管理 司徒宇斌口口声声说要亲身管理，正如他自己建议不要把波东巴西归入邻近的行动党集选区，而要自己管好波东巴西，有能力管好波东巴西，但是，为何现在却还要动用外包公司呢？如果是司徒宇斌自己管理市镇，那16位员工，也就不用走人。他们可以在原来的岗位上继续为民服务。 原本寄望行动党能够通过亲身管理市镇内部的事务，好像詹时中过去27年来独立独行，没有外在支援的情形下管好波东巴西一样。... 

读到了早报《杨木光上网澄清“身兼65职” 不料人身攻击贴仍源源不绝》这篇文章，心里不由得满是失望。老实说，我们得感谢“淡马锡评论”（Temasek Review，简称TR）。如果不是这个网站披露了杨木光身兼65职，我们怎么想得到一个人有这么大的神通，竟然能够应付65份工作呢？ 在我的感觉，杨木光基本上是抓不到球。他在接到基层领袖和朋友捎来50多个表示关注的电话和电邮，促使他改变原本不想理会的初衷，在前天自行决定写了一封电邮给TR网络编辑，澄清所谓64个“职位”中的多数是顾问或协会会员，加入的目的是广泛征集民意。 他在电邮上写道：“我想澄清除了个人在全国职工总会的署长工作及文章里所列的几家公司的独立董事之外，其他的职务是没有酬劳的。” 是什么原因使杨木光在第一时间里头就出来撇清大部分衔头是没有酬劳的工作呢？是心虚还是什么的，我不想妄加揣测。不过，既然他说：“加入的目的是广泛征集民意。”那么，这许多年来，他所收罗到的民意，到底有多少已经对总理、对政府作出了反映呢？ 或许，我们可以这么说，如果杨木光是真实的、广泛的采取民意，而后能够向自己的党、政府进言，李显龙政府或许就不会这么难堪，是不是呢？然而，选举的结果，显示了不是他基本上在说谎，就是他生性迟钝，未能够以敏感的触觉体会到民意不利政府的趋向。 更令人不解的，杨木光竟然拉上余福金来为他垫背。他对记者说，就如其他议员和像“戴上多顶帽子”的社会工作者如余福金那样，他把个人所参与的许多委员会视为收集民意的平台，以开阔本身工运背景以外的视野，从而“把民意转换成行动，做利民的事情”。 其他的议员和他一样不一样，或许必须媒体来一个大揭秘，也好让选出这些议员的新加坡人，见识见识他们的本事。然而，对于戴上多顶帽子”的社会工作者如余福金那样，这等同攻击余先生来为自己解套的说法，却让人觉得性格有些卑劣。 杨木光想和余福金比较什么？我想这在新加坡人民的度量尺度上，根本不在一个天秤上。杨木光说：“我不会完全否定这个网站(注：TR)，不过它如果还是保持一贯的态度，那对公众人物是不公平的。”我却想说： 我不会完全否定杨木光的成就。不过，他如果不能解释在身兼如此众多的，就像早报标题的65项职位，是如何做得到的？那么，那对公众人物、尤其是对宏茂桥的选民是不公平的。 难道说，杨木光把大部分的职位，都看着是名誉勋章，为的就是把它们挂在肩胸满足自己的虚荣？ 白马非马 來源：http://yennyhanaike.wordpress.com/  Read Mor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