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 EMERITUS – The Voice Of The Lunatic Fringe – 淡马锡评论 – formerly Temasek Review

我们是否该重新思考国防开支的优先顺序？

新加坡政府近日宣布将采购两艘额外的“无畏级”潜艇，引发了一个重要问题：我们的国防力量，到底需要多强？毫无疑问，一个强大且可信的军队对于保障国家主权与威慑潜在威胁是不可或缺的。新加坡地处战略要冲，国土面积有限，因此需要一支现代化的武装部队。然而，当我们对比邻国——马来西亚拥有两艘潜艇、印尼正逐步扩展至十二艘——新加坡在水下战力上已处于领先地位。这不禁让人质疑，我们是否正引领着一场无声的区域军备竞赛？问题在于：当威慑的需求被满足后，继续扩军是否已经超出必要？一艘“无畏级”潜艇的估价超过十亿新元，还不包括长期的运营与维护成本。这两艘新潜艇的资金，若能转用于迫切的民生需求，例如医疗保健、老龄化支援、教育及弱势群体扶助，或许对社会的整体韧性更具意义。政府一再强调国防开支是经过审慎规划的，但当生活成本日益上升，政府却仍需将消费税（Gst）提高至9%甚至更多，这种矛盾不禁令人困惑。如果某些战略性国防项目能够延后或循序推进，节省下来的资源是否可以用于社会发展呢？ “全面防卫”不仅仅是硬件实力，更是要赢得人民的心与信任。让人民感到安心、有保障、受到重视，这种安全感无法靠潜艇来衡量，而是通过每一位国人的生活实感体现出来。这并非是在呼吁削弱我们的国防，而是呼吁我们重新思考国家的优先事项。当我们继续推进军事现代化的同时，也不要忽视同样重要的任务——巩固社会契约、增强国民凝聚力。 Cwc-Ai

我们是否该重新思考国防开支的优先顺序？

2025大选—明确授权，变化中的政治格局

2025年大选结果无可争议，政府再次赢得了强有力的授权，稳固了其在新加坡政治格局中的主导地位。尽管选举结果并不令人意外，但胜利的过程却并非没有争议和复杂性。值得注意的是，选区划分的变化在本次选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陈清木医生与徐顺全医生等资深反对派人物，因选区重划而受到显著影响——传统支持基础被分割或并入他区，无疑左右了某些关键选区的最终结果。虽然选区调整在新加坡选举历史上并不罕见，但其公平性与透明度仍持续引发讨论。工人党虽稳守东北区的传统堡垒，但未能在本届大选中攻下新的选区。不过，该党仍获得两个非选区议员（Ncmp）席位，虽属安慰性质，却在象征意义上维持了国会内多元声音的存在。更值得关注的是，本届大选所处的人口背景正经历剧烈变化。新加坡人口从2000年的约300万增长至2025年的超过500万。考虑到多年来出生率持续偏低，这一增长几乎可以肯定主要归因于移民流入，尤其可能在华人群体中增长显著。这一趋势对国家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态产生了深远影响。展望2030年大选，各政党不仅要面对一如既往的选区调整与突发的全球事件，更需正视一个不断演变的社会结构。随着越来越多新移民成为国民，选民构成日益多元，政党在政策制定与信息传递上必须更具包容性与前瞻性。他们必须同时争取老一代公民与新加坡新公民的认同，回应共同关切，并跨越代际与文化差异的鸿沟。在新加坡持续向前迈进的过程中，其政治也必须与时俱进——反映日益多元的人口现实，同时坚守国家的核心价值观：团结、韧性与务实。 Cwc-Ai

It must be lonely to be old

By Hsu Dar Ren from The Malaysian Insider My late father drove a car until the very day he died of a heart attack at the ripe old age of almost 90. He got his heart attack not while driving, but in his sleep. When he was 78, I used to tell him that he should consider taking buses and taxis and stop driving. Not that he was a...

中国的GDP主义及其道德体系的解体

作者：郑永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很多人已经明白GDP主义所产生的一系列负面的社会效果，例如收入分配不公平、社会分化、劳工权利得不到保障、环保恶化等等。但最大的社会成本莫过于社会道德体系 (social morality) 的全面解体了。当代中国的两种显著的并存现象是：一方面是过去三十年间取得了高速经济发展，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另一方面是社会道德的解体。这两种现象都可以指向同一个根源，那就是盛行不止的GDP主义。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增长以GDP来衡量，GDP主义也是中国发展和增长的最主要政策根源。很长时间以来，GDP主义是中国政府刺激经济发展的一整套政策。政府确立一个量化了的发展目标，再把这个目标“科学地”分解，落实到各级官员。很自然，GDP的增长成了官员升迁的最主要的指标。从这个角度来说，人们似乎很难指责各级官员，因为GDP指标是这些官员生活其中的政治体系运作的内在部分。当然，对各级官员来说，GDP不仅有政治利益，而且也有经济利益。经济发展了，各级官员也就可以获得具有实质性的经济利益。盛行多年之后，GDP主义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意识形态。在过去很多年里，中央政府力图扭转GDP主义的局面，提倡科学发展观，但都没有很好的效果。 GDP主义的社会成本 GDP主义产生的GDP可以估算，但没有任何办法来估算GDP主义的社会成本。很多人已经明白GDP主义所产生的一系列负面的社会效果，例如收入分配不公平、社会分化、劳工权利得不到保障、环保恶化等等。但最大的社会成本莫过于社会道德体系的全面解体了。社会是一个共同体。社会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共同体，是因为存在着所有成员都能理解、接受的道德体系。每一个人不仅自己这样行为，而且也预期其他共同体成员也有同样的行为。但今天的中国社会显然并不如此。本栏已经多次论及中国社会群体之间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的解体，其核心的问题就是道德体系的解体。那么GDP主义如何导致社会道德体系的解体呢？GDP主义的核心就是促成所有事物的货币化，或者如马克思所说的“商品化”。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是不讲商品化。所有的东西都是政治化的，就是通过政治权力来加以分配。因为排斥市场机制，经济得不到有效发展，导致贫穷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之后，重新确立市场经济（八十年代叫商品经济）。市场机制导致资源的有效配置，大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没有市场机制的引入，就很难想象中国经济的成功。问题出在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导致了从“以人为本”到“以钱为本”的转...

Grassroots leader Loh Meng Hai supposed to go to CPIB for questioning on the day he hanged himself

Written by Our Correspondent Loh Meng Hai, the grassroots leader of Holland-Bukit Timah GRC who hanged himself on Monday was supposed to go to CPIB for questioning on the same day. Mr Loh reportedly hanged himself in the storeroom of his house after a quarrel with fellow committee members of Bukit Timah Beauty World Merchant...